这5个人坐定后，穿白袍的矮胖和尚举着烛光也进入屋内，他念了一段深奥的“莲花经”后，就要求与会者清除一切杂念，普渡众生。
然后严肃地向他们宣示：“你们效劳的时间到了！”第二天，即1月18日下午，这5个和尚便敲着锣、念着经大摇大摆地来到上海马玉山路三友实业公司毛巾厂门前，故意让他们的行为引人注意使人讨厌。
他们刚走到预定地点，便遭到东珠雇来的街头流氓、打手和收买的毛巾厂的工人的毒打，其中一名和尚送往医院后死亡。
19日下午，在田中和东珠等人的煽动下，上海虹口日本人的俱乐部里召开了有六七千人参加的日侨大会，要求中国方面严惩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
1月20日晨，田中等人又指使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率领60多名“日本青年同志会”的暴徒，乘黑夜袭击了毛巾厂。
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硫磺弹焚烧了毛巾厂的厂房，损坏30余台机器。
与此同时，预先埋伏在引翔港各亭的日本人，砍伤向捕房报警的华捕两名，砍死一人。
下午两点，千余日侨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派兵来保护侨民。
会后，600多日本人持械游行，大呼挑衅性口号，阻止电车通行，砸了数家商店。
与此同时，田中少佐和重藤大尉把日侨要求派兵保护的请求转给日本三井财团驻上海的代表，并用手枪逼着他把电报拍给东京的三井总公司，让三井总公司把这个请求送给日本首相。
21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反以日僧挑衅事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向日方道歉，严惩凶手，赔偿一切损失和取缔抗日运动等四项无理要求。
26日，日本天皇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主持下做出决定，并立即训令在上海的盐泽幸一海军大将“行使自卫权”。
日军便以“保护日侨”为名，加紧调兵遣将。
至27日，日在上海的军舰已增至30余艘，飞机40多架，铁甲车数十辆，陆战队员增至6000多人。
同时派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四川路、闸北、天通庵、宝山路、横滨路一带武装巡逻。
日军布置好后，即于27日晚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28日下午6时前对四项条件予以答复，否则，“日本海军将自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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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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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吴铁城根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于1月28日下午3时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并在限期前封闭了《民国日报》以及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
但满洲公主东珠却在28日8点指使人把一枚不能爆炸的炸弹扔进了日本领事馆。
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盐泽幸一遂于28日下午又发出一个最后通牒，限驻上海的国民党第19路军立即退出闸北，让给日军进驻。
通牒发出后，盐泽幸一在日本旗舰上与《纽约时报》记者哈利特·阿本德一起饮鸡尾酒，他在饮第二杯威士忌苏打酒时，笑着告诉哈利特·阿本德：“上海吴市长即使接受日本的全部要求也无济于事，今晚我将派我的陆战队进驻闸北，保护我们的侨民和维持秩序。”
送走哈利特·阿本德后，盐泽大将想，大日本陆军在东北立了大功，我大日本海军也要在上海进行一次举世瞩目的行动。
他像一匹嗷嗷待发的战马，在军舰的甲板上不安地来回走着。
上海市区与海上各种舰只的灯光交相辉映，使宁静的夜晚更加美丽。
一阵寒风吹来，掀开了盐泽崭新的军大衣。
他打了个寒颤，随即看了看手表，便回到舱内的指挥位置。
他不等中国政府的回答，迫不及待地命令他的6000名陆战队员按预定计划袭击闸北的中国驻军。
他狂叫：“我们要在4小时之内扫清上海驻军。”
闸北在公共租界日本区以北，那里需要保护的日本侨民在两天以前已撤退完了。
当日本士兵越过日本防区界线沿着昏暗的街道向北推进时，那些穿着夜礼服的洋人在晚宴和观戏后，一边往回走，一边打闹取笑。
一个已有醉意的大鼻子向他的同伙大发议论：“在中国……在上海……比日本人战胜更糟的惟一……惟一情况就是中国战胜。
让这些日本鬼子去打吧，阿……阿门!
”
骄傲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根本瞧不起中国军队，他们打着火把，一边前进，一边说说笑笑，像郊游野餐一样轻松愉快。
他们一边前进一边在身后拉上铁丝网，建立路障。
深夜23点30分，日军行到闸北通天庵路，突然向驻守在那里的19路军156旅发动袭击，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当时驻守在上海的是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第19路军。
该军原在江西奉命“剿共”，在中国共产党“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感召下，全军3万余人放弃“剿共”，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调淞沪一带后，进一步受到上海人民抗日热潮的感染，增强了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19路军有些部队的驻地与日军营房距离很近，彼此可以望见，他们有时故意搞些演习给日军看。
但该军从“九·一八事变”起，连军饷都领不到，抗日的准备工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且调来不久，情况生疏，不了解日军的真正企图，国民党政府又不给他们提供任何有关情报。
直到战争爆发前两周，他们才从自己所得的情报中判断出日军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才积极进行应战部署。
1月23日，19路军负责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沪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进行战备动员。
军长蔡廷锴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挑衅，处处在压迫我们，商店被捣毁，人民被污辱，并加派兵舰和航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
我最近同淞沪警备司令部戴司令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死也要决心去拼。
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
警备司令戴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
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
总指挥蒋光鼐在散会前说：“从物资方面，我们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有两三万官兵，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保卫住上海。”
由于19路军领导集团决心抗战，与会人员群情激昂，个个摩拳擦掌，一致表示：“誓死保卫上海。”
当日下午7时，19路军向全军发出了紧急战备密令。
1月24日，蔡廷锴军长与区寿年将军抵达苏州，召集第19路军驻苏州高级将领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
蔡军长在会上慷慨陈词，再次表明19路军抗战决心。
驻苏州将领一致拥护团结抗日。
这两次会议后，19路军已动员起来了，并基本上完成了部队调动和战略战术的准备。
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日军奉命突然向156旅发起进攻，该旅旅长翁照垣根据军部23日密令第二项：“如日本军队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
便命令部队立即抵抗。
于是，街道上、墙壁上和楼上的窗口，同时喷射出仇恨的子弹，猛烈地向日军射去。
紧接着，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巷战。
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以为上海守军也和东北军一样，不敢还手，不料遭此突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还来不及整队，已倒下了上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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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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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奋勇抵抗，使盐泽司令恼羞成怒。
他立即指挥日海军陆战队以20多辆铁甲车为前导，分五路从闸北各马路口进犯。
我军战士看见了日寇，一个个红了眼，枪声、炮声、打杀声惊天动地。
5团10营2连下士班长潘德章怀抱机枪向敌猛烈扫射，击毙日军数十名。
他左臂负伤后，血顺着手臂流到手腕，但仍然紧抱着机枪向敌猛扫，迫使敌人狼狈逃窜。
上等兵伍培、伍金是兄弟俩，武艺高强，在与敌人肉搏时，接连刺毙敌军十几个，终因敌众而光荣牺牲。
3连中尉副连长和上士班长在闸北宝山路宝源路口击毙十几个日兵，身上多处受伤不下火线，迎着敌人冲了上去，以身殉国。
尤其是当敌铁甲车直冲过来时，战士们沉着镇定，毫不畏惧。
50码，30码……一排排手榴弹雨点般地飞出去，一团团烟尘飞腾起来，敌人的铁甲车被迫逃跑。
我军机枪又瞄准敌群猛打。
第一次交战，我军毙敌300余人、伤数百人。
这一晚，上海港内所有可以抽调的日本船员都发了枪，并派他们上岸参加战斗。
但19路军英勇奋战，到29日天亮时，已快突破日军街头工事，临近日本租界了。
盐泽海军大将下令出动两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空袭中国军队，并在闸北南市一带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投下大量炸弹，把收藏和印刷珍贵善本和手稿的商务印书馆炸得只留下一个骨架。
全世界第一次从这里看到了飞机大规模轰炸平民区的惨景，数以百计的妇女、儿童被炸得血肉横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飞机投下的炸药也只把伦敦的几所房子炸开了顶，人员伤亡很少。
盐泽大将因此获得了“屠杀婴儿的刽子手”的“殊荣”。